特朗普为什么厌恶粗野派建筑？

当地时间3月2日，阿德里安·布罗迪（Adrien Brody）凭借在《粗野派》中的表演获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。凭借本片的热度，粗野主义建筑再次受到关注。

然而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今年1月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，表达了他对于粗野主义建筑的批评。这项名为“推广美丽的联邦市政建筑”（Promoting Beautiful Federal Civic Architecture）的行政命令明确指出：“联邦公共建筑应具有公民建筑的视觉识别性，并尊重地区、传统和古典建筑遗产，以提升和美化公共空间，美化美国和我们的自治制度。”

当地时间2025年3月7日，美国华盛顿特区，美国总统唐纳德·J·特朗普在白宫国宴厅发表讲话。

事实上，早在其上一任期内，特朗普就曾发布过名为“让联邦建筑再次美丽”（Making Federal Buildings Beautiful Again）的命令草案，该草案指出应该将新古典主义建筑确立为联邦建筑的“首选”风格，因为特朗普认为这种风格应该能“赢得公众的尊重”。在推崇古典建筑的同时，还禁止市政建筑采用粗野主义或解构主义风格。文件指出：“粗野主义和解构主义风格的建筑设计，以及由它们衍生出来的风格，都不符合这些要求，因此不得使用。”该命令批评粗野主义建筑，特别指责休伯特·H·汉弗莱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大楼和罗伯特·C·韦弗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大楼“不美观”且“不受欢迎”。这项2020年12月发布的命令于2021年2月即被时任总统乔·拜登废除。

特朗普公开表达对于粗野主义建筑的批评，在表明个人审美的同时，也是在另一层面上打响文化战争。在特朗普看来，粗野主义建筑作为受到欧洲影响的建筑风格，无法作为美国公民生活的象征，并且无法传递正确的美国历史。特朗普认为，古典建筑（这种源自希腊和罗马的风格，曾启发了托马斯·杰斐逊等早期美国领导人）能够让美国人与民主的根源建立联系，而现代主义建筑则只迎合艺术精英的审美。“这是在各个层面上推进文化战争”，曾在罗纳德·里根以及两位布什总统的政府中任职的彼得·韦纳（Peter Wehner）说道。

特朗普的许多早期行政命令，都是他推动政府去除“觉醒”思想（woke ideas）和多元化项目的一部分，这让他的支持者振奋不已。在接受《纽约时报》的采访中，韦纳表示：“他们认为‘觉醒’运动是一场对文化的攻击，让美国人为自己的文化感到羞耻。而特朗普的做法，是在重新确立过去的秩序。”

作为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分支，粗野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广受欢迎，其典型特征包括浇筑混凝土、大块结构以及强调功能主义的极简美学。一些人认为它冷峻严肃，另一些人则称其为纪念碑式的建筑风格；有人认为它精英化，也有人认为它民主化；有人认为它经久耐用，另一些人则认为它廉价粗糙。然而，有一点是公认的：粗野主义建筑极具争议性。几十年来，人们一直在争论这一建筑风格的优劣，以及这些建筑究竟是应当作为地标保留，还是作为城市“碍眼之物”拆除。

事实上，粗野主义建筑历来饱受争议，这种风格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批判。当其他建筑流派对历史表示敬意——新古典主义致敬古希腊和罗马，哥特复兴风格向中世纪致敬——粗野主义建筑则完全着眼于现代性。它采用新材料、新形式和新理念，在经历了一场带来巨大苦难的战争后，试图彻底摆脱过去，正如电影《粗野派》中所暗示的那样。

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·卡尔森（Tucker Carlson）曾公开批评这种建筑风格，并表示：“这是所有专制运动的做法。你（个人）无关紧要。戴上口罩，你们都一样。这种风格的建筑是丑陋的。”他表示，粗野主义建筑“旨在传达这样的信息，不是为了提升，而是为了压迫。”

粗野主义建筑兴起于战后欧洲，作为一种建筑领域的“白板”，它得益于混凝土的普及。这个词本身来源于建筑师勒·柯布西耶（Le Corbusier）对béton brut（法语，意为“粗野混凝土”）的使用。但在许多国家，这些中性的建筑材料最终象征着制度性的权力，一些国家将其与福利国家、专制统治联系起来。而实际上，在许多地区，粗野主义建筑往往代表着各类机构——政府部门、学校、住宅、公共设施等。

但这种风格所传递的意义，也并非永恒不变，更多是受到不同历史时期和群体解读的影响。粗野主义建筑象征着政府项目更为庞大的时代，斯沃斯莫尔学院（Swarthmore College）的建筑史学家布莱恩·D·戈德斯坦（Brian D. Goldstein）指出：“人们对这种风格的喜爱，部分源于对一个‘事情能被落实’的时代的浪漫想象。”他说，“这是一种强调坚固、持久、果断和可见性的建筑风格——它就是要被看见。这种设计理念认为，政府不应该是隐藏起来的。”但是，在粗野主义建筑中进行的政府工作并非总能带来积极影响。对一些人来说，这种风格让他们想起城市更新政策——该政策曾导致大量低收入居民被迫迁离。或是联邦调查局（其办公大楼为粗野主义建筑）侵犯公民权利的历史。

而批判者，例如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曾担任美国美术委员会（Commission of Fine Arts）委员的贾斯廷·舒博（Justin Shubow）则表示：“粗野主义建筑象征着冷漠的官僚主义，代表了最糟糕形式的联邦权力。”舒博参与起草了2020年针对粗野主义建筑的行政命令，他在《纽约时报》的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表示：“古典主义才是美国民主的建筑风格。这是国父们在建立新国家时，刻意为政府核心建筑选择的风格。”他将FBI大楼称为“恐惧部”（The Ministry of Fear），并表示“它需要被拆除并重建。甚至提出可以在该地块上建造一座新的古典风格FBI大楼”。

粗野主义建筑还引发了另一个具有争议性的问题：移民。对于电影《粗野派》的导演布雷迪·科贝特（Brady Corbet）来说，这正是该题材吸引他的一大原因。影片讲述了一位犹太裔匈牙利建筑师的故事——他在大屠杀中幸存，并移民至美国。科贝特在采访中表示，粗野主义建筑“象征着他者”（otherness），并指出，美国的一些现代主义建筑出自移民建筑师之手。然而，舒博则对此持负面看法，认为这些建筑“看起来极为异域化”，并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。

在这些争论之外，普通社交媒体用户对粗野主义建筑似乎充满热情。在TikTok上，各种令人目眩的混凝土高楼合集收获了数十万点赞。戈德斯坦表示，由于这些建筑拥有锐利的棱角和戏剧性的轮廓，“这种类型的建筑确实很上镜”。这是一种需要耐心去欣赏的建筑风格，而它的拥趸往往正是被这种挑战性所吸引。戈德斯坦指出：“它不是山顶上带着美丽花园的姜饼屋，而是一种更难以一见钟情的存在。”

但特朗普在公开批评中将这种建筑称作丑陋，舒博则将这些建筑称为“审美污染”，认为它是一种被“建筑精英”推崇、但被“普通大众”厌恶的风格。

美国现代建筑保护组织 Docomomo US 的执行董事丽兹·韦特库斯（Liz Waytkus）表示，这种言论反映出政府正在试图“制造一场文化战争，让他们眼中的‘文化精英’与其他人对立起来”。过去，肯尼迪认识到公共建筑具有投射国家价值观的象征作用，并为联邦建筑设立了新标准。肯尼迪政府的报告则指出：“必须避免形成官方指定的建筑风格。设计应由建筑专业领域引导政府，而非政府引导建筑专业。” 在这一原则下，美学决策掌握在设计师手中，尽管指南强调了与时代同步，但并未推崇或否定任何特定风格。而特朗普政府似乎放弃了这种中立性。

能源转型批判

法国环境历史学家让-巴蒂斯特·弗莱索（Jean-Baptiste Fressoz）在2024年出版的新著《越来越多： 能源的无度消费史》（More And More And More: An All-Consuming History of Energy）在法国政治生态学界引发了巨大争议。弗莱索在书中首次对能源转型的概念进行了谱系研究，解释了为何从未有过能源转型。他认为流行起来的"转型"一词，与满足气候目标所需的化石经济快速的、彻底的变革几乎毫无关系。

有人指责弗莱索是 “失败主义”，也有人称赞他的研究 “既扣人心弦又令人震惊”。在法国，弗莱索一直在激发能源和气候辩论。他谴责对气候变化技术解决方案的痴迷，并提倡减少材料和能源的使用。

法国环境历史学家让-巴蒂斯特·弗莱索（Jean-Baptiste Fressoz）及其新著《越来越多： 能源的无度消费史》书封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争论，我们需要研究一下他在全书十二个章节中所捍卫的两个主要论点。弗莱索首先描述了一种累积的动态（a cumulative dynamic），在这种动态中，能源在历史进程中趋于累积而非相互替代。然后，他追溯了转型叙事的思想渊源，强调了其观望和意识形态特征。在这一叙事中，向非化石能源的转型与之前的其他转型一样，都是通过技术进步实现的替代，但由于化石燃料的淘汰问题尚未解决，其结果并不确定。

一部能源共生史

弗莱索首先反驳了传统的"能源转型叙事"，该叙事认为历史上不同能源形式是相互替代的。相反，他提出能源实际上是累加的，指出“人类从未像现在这样燃烧如此多的石油、天然气、煤炭和木材”。他主张能源历史是“共生的”，即各种能源相互纠缠而非简单替代，这一观点挑战了从木材到煤炭再到石油等阶段性能源史观。

在占全书三分之二篇幅的第一部分（第1-8章）中，弗莱索驳斥了 “能源转换史诗”（the epic of energy transitions）的核心论点，即在历史进程中能源相互取代。在他看来，这种 “虚假的历史 ”是由环境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共同创作的 “舞台主义叙事”传达出来的。

他对能源消费进行量化的结果是发现每年砍伐的20亿立方米木材比一个世纪前增加了三倍，这使得历史学家爱德华·安东尼·瑞格利（Edward Anthony Wrigley）所捍卫的从有机经济向矿产经济转变的观点变得过时。至于煤炭，其 “最强劲的增长[......]是在1980年至2010年期间（+300%）”。

弗莱索在接受采访时解释道：“19世纪，英国仅用于支撑煤矿矿井的木材年消耗量就超过了18世纪整个英国经济作为燃料所消耗的木材。1900年煤炭对新兴的工业经济很重要，但你不能想象一种能源取代了另一种。没有木材，就没有煤炭，因此也就没有钢铁和铁路。因此，不同的能源、材料和技术高度相互依存，一切都在共同扩张。”

“石油变得非常重要，但也不是转型。因为你用石油做什么？驱动汽车。看看福特1930年代的第一辆汽车。虽然它靠燃料行驶，但它由钢铁制成，需要7吨煤。这比汽车一生中消耗的石油还多！……你还应该考虑高速公路和桥梁的基础设施，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钢铁和水泥消费者，同样依赖煤炭。石油钻井平台和管道也使用大量钢铁。所以汽车技术背后既有石油也有大量煤炭。”

“关注物质流，你会看到，尽管20世纪有所有技术创新，所有原材料的使用量都在增加（除了羊毛和石棉）。因此，现代化不是‘新’取代‘旧’，或能源之间的竞争，而是持续增长和相互连接。我称之为‘共生扩张’。”

弗莱索进而分析，在前化石燃料时代，这种共生关系 “依赖于非洲的奴隶制，但也依赖于许多其他工人、其他材料和能源来源：依赖于种植油菜籽和罂粟的农民的辛勤劳动，依赖于压榨油菜籽的磨坊，依赖于欧洲和美洲用于养肥牛的数百万公顷草场”。至于化石燃料时代，其特点是煤炭与木材共生（由于使用矿井支柱和铁路枕木）、石油与线圈共生（以汽车为例），以及 “木材的石化”，这源于将林业吸收到以化肥、杀虫剂和机械为基础的高碳集约农业中。

作为资本的观望未来学的“转型”

弗莱索还追溯了“能源转型”概念的知识谱系，将其定义为“21世纪资本的意识形态”。他揭示这一概念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人口生态学中的S型曲线，用于描述 “快速增长、拐点（已过）和渐近线趋势”，地质学家马里恩·金·哈伯特在1934年的《技术主义研究课程》中将逻辑曲线应用于煤炭，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将其用于发展石油峰值理论。

弗莱索揭露了能源转型叙事的“观望”（wait-and-see）和拖延特性，认为它被化石燃料工业用来为气候行动不力辩护，尤其是通过国际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（IPCC）第三工作组等机构的工作。

弗莱索还专门用了几页篇幅讨论有影响力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切萨雷·马尔凯蒂（Cesare Marchetti），他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（IIASA）改变了能源系统的表现方式：初级能源不再通过“显示[其]累积演变的堆叠曲线”来描述，而是“以相对份额呈现，以展示替代的历史动态”。马尔凯蒂强调了能源系统的惯性，这与当时流行的五十年内“平稳转型”的情景形成对比。他反驳马尔萨斯主义者，表明能源来源“消失不是由于耗尽，而是由于过时”。他的“相对份额”模型此后被用来描述能源史，将其视为技术创新扩散的过程。如今对风能和太阳能扩散曲线的强调——没有任何关于如何将化石燃料从经济中逐步淘汰的思考——隐含地借鉴了马尔凯蒂的理论。

1974年经济学家威廉·诺德豪斯（William Nordhaus）抵达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（IIASA）后，正是由马尔凯蒂本人向他介绍了气候问题。尽管诺德豪斯以批评罗马俱乐部而闻名，但实际上他受到了原子能马尔萨斯主义者（atomic Malthusians，指结合核能发展与马尔萨斯人口理论观点的科学家和思想家）未来愿景的启发：“转型的最终阶段”，他写道，对应着一个“完全依靠来自无限资源的氢能和电力”运行的经济。诺德豪斯开发了自己的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数学模型，他在其中整合了避免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翻倍的气候约束。他认为节约能源的努力毫无意义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技术进步将在2000年前提供最终解决方案——快速增殖反应堆。他1975年发表的工作论文的结论指出，“我们有舒适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并制定减少二氧化碳的计划，如果证明有必要的话”。马尔凯蒂-诺德豪斯综合模型为弗莱索所描述的“观望式方法”提供了典型模型，这种方法依赖于技术进步。

转型概念的成功也可以解释为它在化石燃料工业家中的早期采纳，他们不是试图否认问题，而是“为当前在气候行动上的拖延寻找理由”。因此，1982年，埃克森石油公司（Exxon）研发部门总裁爱德华·戴维德（Edward David）宣称“我们已经进入了能源转型”，该公司致力于“一种不会造成二氧化碳问题的可再生能源组合”，这一声明赢得了气候科学家詹姆斯·汉森（James Hansen）的赞扬。基于埃克森的一份内部备忘录，其中称“社会有足够的时间在技术上适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”，弗莱索将美国精英的意识形态描述为“转型主张与适应性妥协的结合”。

这种意识形态在联合国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（IPCC）第三工作组的出版物中非常明显，该工作组是联合国于1988年创建的技术咨询机构。该小组的第二任负责人罗伯特·莱因斯坦（Robert Reinstein）在成为气候怀疑论者和化石燃料游说者之前，主要与诺德豪斯磋商。而诺德豪斯赞美“适应性人类”（Homo adaptus）的优点，并声称地球的最佳温度对应于3.5°的全球变暖。直到2000年代初，该小组才最终采纳了转型话语。2020年，“转型”一词在IPCC文献中的出现频率是四十年前的三倍，尽管第三工作组评估的3000种情景中“没有一种——即使作为假设——设想任何GDP的减少”。

人力肌肉力量的生态政治学

弗莱索认为，面对气候挑战的新颖性和规模，解决方案不是进行又一次所谓的“能源转型”，而是需要采取更激进的措施——他将其比喻为“巨大的截除”（an enormous amputation），即在40年内消除目前占世界能源结构超过四分之三的化石燃料。然而他在书中没有提供“解决方案”，因为他不相信绿色乌托邦：“很明显，许多经济领域在2050年前不会完全去碳化，如水泥、钢铁、塑料以及农业。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一点，这意味着我们根本不会达到气候目标。”

一旦意识到这点，主要问题就变成：如何处理我们仍将排放的二氧化碳？哪些排放真正必要，它们的社会效用是什么？一旦经济学家对此进行更多研究，我们就可以进行这场辩论并做出政治选择。是在纽约建造又一座摩天大楼，还是在全球南方城市建设供水网络？

有批评指出，弗莱索过于关注技术-物质限制，忽视了社会政治限制和阶级冲突。有评论认为，书中对采矿工人斗争的描述揭示了人类肌肉力量（human muscle power）在能源经济中的核心作用（十九世纪末的矿业中，木材支撑关乎矿工生命安全，但按吨计酬制度使其无利可图，且事故责任归咎于矿工。木材问题成为工人抗争焦点，1913年科罗拉多州的罢工中，矿工们要求为这种“无效工作”支付工资），但作者未能将这一见解与当代气候变化斗争充分联系起来，因此建议应发展一种工人肌肉能量的生态政治学，以应对当前气候变化反弹问题。